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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玉陶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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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窑的始烧发展与昌盛
 

新闻来源:   发布时间:2008-8-14 15:49:15

   德化窑是我国古代名窑之一,始烧于宋,发展于元,昌盛于明,衰于清。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青白瓷与青花瓷等。因产品制作精细,技术娴熟,质地坚密,莹润如玉,釉面滋润似脂,素有“猪油白”、“葱根白”“鸭绒白”等美誉。它不仅在我国白瓷系统中独树一帜,而且在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又因其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对它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德化窑始烧年代讨论的反思

  德化窑址据调查已发现200余处,其中以明清窑址居多,宋元窑址仅有30余处,且大多未进行过发掘。古代典籍记载者也甚少,所见则都是元、明及以后的史料,所以只能证明元、明时期已有瓷器烧造,都不能直接为始烧年代作证。以前的学者认为德化窑始烧于明代,五十年代宋伯胤先生通过调查,较早的提出:“德化窑是在明朝以前开始的”。此后陈万里先生亲自到德化实地调查,发现了屈斗宫窑址,同时提出是宋代窑址。七十年代,福建考古工作者对碗坪仑和届斗官进行了发掘,虽然有了地层叠压关系可依据,但在确定早晚年代的具体看法上仍难统一。因此,碗坪仑和屈斗宫窑就成了多年以来诸家争论的焦点和确定德化窑始烧年代的关键性窑址。

  目前对碗坪仑窑的讨论,主要有“创于宋,也终于元代”说,有“南宋到元初”说,或有“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或稍晚)说;屈斗宫窑则主要有“宋至清代”说,“南宋后期到元代中期”说,“上限南宋,下限到元代初期”说,“元代”(大德十一年)说,大家各执己见,虽没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力地推动了德化窑烧造年代问题探讨的深入,使问题逐渐明晰。

  (1)从前的学者认为德化窑是明代开始的,这是因为明代德化窑产品数量和质量正处于昌盛时期,后人所能见到的精品又多是这一时期的,给人造成了认识上的错觉。五十年代对德化窑的调查,虽被七十年代的发掘证明认识不够确切,这在没有科学发掘资料的情况下,已极为难能可贵。他们以窑址和遗存为依据,对前人的大胆否定,给后人开扩了视野,启发了思路,为解决德化窑的烧造年代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填补该项学术空白的前奏曲。

  (2)盖德碗坪仑窑址的始烧年代,虽存三家之说,但大致上意见渐趋接近。尤其是《德化窑》的出版为德化窑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使大量的经过科学发掘的田野资料得与世人见面。同时报告的编写者,又以其详实的资料充实了自己的立论根据,进一步肯定了“北宋末至南宋初”的观点。我们认为,科学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考古发现及认识也需有个渐进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一项研究,可以超前提出问题,但在没有新发现的情况下,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时代,理应以现有的发掘资料为依归。所以,我们赞成是说,碗坪仑窑址除地层堆积中的钱币及器物类型可作断代的依据外,从下层出土的器物烧造质量看,许多方面都有技术还不够成熟的现象。如由于火候掌握不当,使窑内温度和气氛不稳定而造成了白釉或泛青,或泛灰,或泛黄,或影青色。在瓷器制作方面,多数质粗不精,胎体厚薄不一,各种同类产品规格大小不一,很少雷同,而且生烧产品居多等等,尤其是烧制大盘技术更是不成熟,废品率极高。这都是始烧年代,烧造技术还没有很好的掌握的例证。说明德化窑起源于宋代是可信的。

  (3)屈斗宫窑烧造时代的争论和上下限的确定,四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宋到清代,由于是根据调查资料来判定的,缺乏地层证实,用散乱于地面鱼目混杂的各期遗物确定遗址的时代,跨度较大是可理解的。发掘证实了其上下限应该缩短,但是在缩短的程度上,又出三说。这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某些看法是接近的。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确定的上限基本一致,但在下限问题上,第二种观点主张在元中期,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在元初,与第四种观点相吻合,纵观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其症结就在于上限的确定,主要是泉州宋代海船上发现有与屈斗宫窑产品相同的南宋芒口碗,窑址中较有代表性的遗物如“支圈”(窑具有芒口碗,与窑基内元代涩口印花器物不同)等残片”。上限为南宋说者,还对《发掘简报》的地层断代提出疑问,认为“窑基既然是解决窑地下限时代最可靠的依据,那么在窑基内就不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时代的遗物。除非在窑基下压着早期的东西”。特别是窑基底部也发现一些支圈,“显然是不能与窑基内的东西相混淆的。因此窑址的时代上限,就应当根据文化堆积层中最下层的遗物来断定”。而“元代”说者则是以发掘地层及其最晚的包含物为根据立论的。并采用了“丁未年”即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说法,窑址中较有代表性遗物,如高足杯、弦纹洗、墩子碗、洗底部印的着蒙古人服饰的人物形象以及元人花押等。

  众所周知,一处遗址时代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即地层学和类型学。元代说断代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自《德化窑》面世后,提出异议的很少。该报告应是大家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南宋、元初”说者,说者提出的问题也应该引起讨论时重视,因作为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德化窑》报告,确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从其地层资料看,碗坪仑窑与屈斗宫窑的地层资料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碗坪仑窑T1和T3剖面图中3A层3B层的划分,是自相矛盾的,违背了地层学中划分层次的基本原则。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上下地层的叠压,还是同期的分层叠压关系,都会形成统一叠压关系的层面线。3层既然是同期的上下两层叠压,本层就应该有二个层面。正如T1东剖面的叠压关系的划分的情况那样。但T1南、西两剖面和T3剖面上,把3A层中的夹层作为3B层,这样究竟是3A层叠压3B层,还是3B层叠压3A层?统统无法解释,而且文字中偏又没有介绍3B层的情况,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了解,还是发掘时混乱了?怎么知道。第三层涉及德化窑始烧年代的上限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但又偏在这些层次上出了问题,实在遗憾。

  又如屈斗宫窑址的T7与T12东壁剖面图,地层顺序号4层,第一层是扰土,第2层是文化层,最下的一层,即第4层当然应该是生土,那么第3层又是什么?生土还是文化层?报告中又缺乏交待。文字介绍中说只有一层文化层,以下是不是生土,很少见生土有分为二层的现象,即便是有,这属于特殊情况,文字中更应该介绍,免得叫人产生许多测想。

  屈斗宫是处分布范围较广的瓷窑遗址,因解放后新建瓷厂以及其不断扩建,驻军在窑址上修建营房等,使古窑址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到发掘时“已是村舍林立,房屋栉比,几乎没有很多可供发掘的面积了”。由于人为的破坏,到发掘屈斗宫窑址时仅剩1.45-2.2米的地层深。

  关于屈斗宫窑基的地层,据报告称:“发掘开始不久,在深1米处,首先在T9内发现一堆比较有规则用砖与匣钵堆砌的护墙……后又在深约1.64米左右即发现规整的窑壁,经过不断扩大发掘面积,最后清理出一座比较完整的窑基。……除窑顶坍塌,中部破坏较严重外,窑门、火膛、窑床、火道、烟孔、窑壁、隔墙、护墙等结构都基本保存完好,并可复原。”这段话告诉我们,屈斗宫窑残存高度以上的地层浅则1米,深则1.64米以上。再加上报告中说的窑壁残存高度0.13-0.60米,窑基距地表深度至少在1.8-2.2米左右。除窑中部破坏严重外,其它部分的窑基将基本保留到这一地层深度。这样的深度,报告中没有瓷窑的地层剖面图来反映窑基与以上地层的关系,只是根据各窑室内的堆积情况和出土物,从各方面进行比较,认为文化层中的遗物与窑基内的遗物属于同时代,只是堆积有先后而已。这表明窑基的扰乱有三个时期,中部较严重的扰乱至迟是在清代(因为这里出有“熙宁通宝”和“道光通宝”各一枚),而其它部位的扰乱则是元代初年,如果是同期扰乱,具有南宋风格的支圈及芒口碗又是从何而来?熙宁通宝是早期遗物的混入是可能的,因它和窑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支囤和芒口碗都是不能够与窑址分离开来的。如果没有南宋时期的瓷器的烧造,哪会有南宋瓷器和窑具的出现。所以我们不能够全盘否定屈斗宫南宋末年已有烧造的可能性。只不过是烧造时间不长,元初又在同窑继续烧造,因而没能够形成独立的地层。故而认为,以地层中最晚的文物来确定烧造年代固然是正确的,但我们仍要考虑南宋末年已有烧瓷生产的可能,把其时代定为宋、元之际会更加全面一些。
  二、初烧阶段的德化窑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分裂局面,统治者采取了安定社会,奖励生产的措施,使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宋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海上贸易,发展海上交通,争取与外国通商,欢迎外国的商船来华。在对外贸易中,瓷器成为向海外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非洲可谈》记载商船出口:“货多陶器(即瓷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泉州,自唐代形成中国对外的重要商港,到宋、元时期已发展成为“世界大港”。北宋时期为泉州属地的德化县在对外瓷器贸易的刺激下,再加之西面景德镇烧瓷技术的影响与传播,具有丰富优质瓷土矿资源和林木资源的德化窑,随之应运兴起。

  北宋时期处于始烧阶段的德化窑可以碗坪仑窑的下层为代表。它的产品,由于制瓷工匠们的不断探索,已初步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与风格。产品造型,生活用具可分为碗、盘、碟、钵、壶、瓶、洗、炉、盒八种;娱乐用品中有棋子;窑具有托盘与托柱、匣钵、支圈、垫圈、擂钵和把手模具等。烧制工艺技术方面,瓷器的制作方法,一般为轮制,坯胎方面,宋代影青制瓷原料和加工工艺比较精细,没有杂质,胎体洁白细密坚致,成型干燥后人窑焙烧,其膨胀或收缩的系数一致,故瓷器中很少有冰裂纹,其可塑性和耐火性都很好,具备了较好的抵抗变形能力,所以胎体较薄。宋代所见的精品多出之影青瓷器,其洁白者;近似后来的乳白,成功的色柔和滋润,但不甚光亮,成为后来德化窑的先驱。另外一些碗、盘、壶之类的白瓷和青瓷为质量较差的粗瓷。尤其是盘的烧制,技术尚不成熟,出废品较多,或烧结一起、或烧裂、或变形,表明当时质量很不稳定。

  在釉色方面,北宋时期碗坪仑以烧白瓷为主,亦兼烧青白瓷,除因升烧控制火焰不当造成不同色调外,或深或淡,有不少是生烧的产品,呈现出黄色。白瓷有的因原料中含铁的成分而导致白中泛青,有的则成为影青。一些碗、盘、碟、盒等废品,也有釉面窜烟、粘渣等现象,这都是初烧阶段技术不成熟的表现。故还没有发现真正的乳白釉瓷器,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瓷器,质地细致,胎清而坚硬;釉色晶莹润泽,一般无开片;有的因冷却而形成极细的鱼子纹片。所有这类瓷器的釉层都很薄,影青釉薄者近于白色,深者呈淡绿色,最为美丽。纯白釉釉面质地好者,釉色洁白;有些白中泛青,亦非常漂亮,尤其是青白釉的烧造,其产品制作之精,釉色之晶莹滋润,印花线条之流畅,构图的简练雅致,题材内容之丰富,都是意料之外的。特别是各种大小不同的盒类,出土之多,式样之美,也为举国所仅有。

  北宋时期碗坪仑窑装烧工艺有支烧、叠烧、覆烧、匣钵单烧等。从遗址中出土的废品看,碗、盘、盒、碟等釉面的窜烟、粘渣和内底的粘结支钉和垫圈以及与伞状窑具粘结在一块的现象表明,这时匣钵还没有广泛的应用,主要工具是伞状、柱状窑具和“重合叠烧”法所使用的支钉与垫圈。这种方法也有不使用支钉和垫圈的,而是将碗心底部旋露出一圈瓷胎,即所谓的“涩圈”。这种方法避免器物重合时粘釉,又消除了支钉和垫圈所留下的疤痕,还可增加装烧数量,节省原料,提高产量,这种装烧工艺在德化窑的使用,在南方显然要早于元代才“首次应用”的景德镇湖田窑。

  北宋时期碗坪仑窑瓷器上的装饰花纹极为丰富多彩。花纹装饰方法以模印为主,兼有刻划。装饰的部位,碗、盘、碟等多在内面,而盒多在盖面,底部较少。壶多装饰在腹部器表或肩部,其题材多取之自然现象和花草植物,还有少量的匠作人名、吉祥语和符号等。按其艺术特征可分两部分。其一:碗、盘、碟之类装饰内容,以云纹、菊瓣纹、篦纹、雷电纹、云水纹为主,雷电与云纹、芦苇与云电纹、雷电与卷草纹、四瓣纹、草叶纹、卷草纹、电纹、团花、莲花、莲瓣纹、细密条纹、交错菱形纹、细绳交错莲瓣纹及牡丹纹次之。风格上花纹注重变形和图案化,构图疏朗而洒脱,造型清新、简练。花纹有繁有简,有精有粗,线条流畅活泼而精细。另外,装饰花纹也因产品档次的不同而不一样,低档品的花纹都简单粗疏,高档品的花纹则很精细。其二:盒类装饰题材以花草植物为主体,动物次之,内容除以上牡丹花、菊花、莲花等仍较多的使用外,云纹、雷电纹之类在这里不再采用。常见的有萱草、兰花、三叶纹、马兰花、浮萍、草花、折枝花、茨菇花、飞鸟衔枝、芦雁展翅、蜜蜂采花、双鱼戏莲、游鱼吐水、海棠、茶花、流云卷草、花心卷草等约有数十种。个别的器物上还印有工匠名姓等文字。这类装饰艺术风格,花纹注重写实,少见变形。构图简洁明快,主题部分都位于盖顶的中心,制作精美细致,刻划准确,花纹写实性强,而又富于变化。所以有些花纹名同实异,形式之繁多,制造之精美,为国内所罕见。与其它器物所不同的是,盒底尚有各种不同的印纹,以文字,或花卉、或符号,这些印文是匠师们在印模上随意刻划,因此都不规整,也无一定规律,显得十分草率。

  北宋时期碗坪仑使用的是龙窑,从发掘出来的窑基看,其结构简单,还没分间,且破坏十分严重,仅留窑头部分,已无法知其长度,据发掘者观察,“它肯定不会长于元代屈斗宫窑。因此,我们认为古窑的发展过程,可能是愈早愈短,坡度也可能愈缓,……除窑头破坏不计外,其残长达56.1米,但坡度不及元代屈斗宫窑的大,略缓于屈斗宫在11°-18°之间”。一般认为坡度能起到烟囱抽力和供给窑室内通风强度,以及使燃烧的气体排出室外的作用,促使热量气体在窑室内常处于均匀地流动状态。所以坡度的大小对室内气流的快慢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烧瓷的质量。由于碗坪仑窑两座窑的坡度都比较小,窑室内的热气体流动缓慢,不容易升温,影响了热气体的正常流动,导致气氛和温度处于不均匀流动状态,窑室温度无法准确的控制,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窑址中出土的许多生烧、粘结和不同色调的瓷器基本上都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说明德化窑在初烧时期,龙窑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有待总结经验,进行窑炉坡度和结构方面的改造。

  三、发展与兴盛时期的德化窑

  南宋时期,国土日蹙,统治者偏安江南,中西陆路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因而海上交通更显得重要,造船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泉州不仅是重要的商阜口岸,也是当时造船业的中心之一。造船业与海外贸易互为促进,使南宋的海外贸易超过了北宋。这时期瓷器在对外输出物品中仍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这一形势下,南宋乃至元代德化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南宋时期,处于初步发展时期的德化窑可以碗坪仑窑的上层为代表。与下层相比较,上层出土物与下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产品造型、生活用具中以各式大小碗、盘、碟为最多。其次有瓶、罐、壶和军持、盆、器盖、擂钵、砚和盅等,窑具中有匣钵、托座、垫圈、垫饼、圆饼、支圈、模具、火标等。另外,还有一些铜钱和铁刀伴随出土。制作方法,生活用器多为轮制。坯胎方面以灰胎居多,洁白坚实致密的较少,而且多于影青器。瓷器中以敞口圈足,碗内有涩圈,外施半釉的一类碗,全是民间使用的粗瓷器,出土之多,难以计数。碗的造型上层系数碗腹变深,近碗底部胎体增厚,在碗、钵、壶中还出现了实足、玉壁、形圈足、“诸葛碗”(即暖碗)、军持、盅、砚等造型,还有些仿“建窑”器而烧制的小盏。

  釉色方面,南宋碗坪仑窑一反常态,烧制青釉、黑釉、黄釉、酱褐釉,青中泛黄、青灰、青褐、茶绿、灰绿、淡黄、青绿、影青等色。有的器物外壁上半釉,使下部皆露胎,垂釉部分因聚釉较厚而呈褐黑色,多用于仿“建窑”器的小盏上,但釉色都不成功,质量粗糙而缺乏润泽。青瓷器一般皆施一层釉,釉面都有细小的开片,也有的施两次釉,先注灰白釉或影青釉,而后再施酱色釉,皆采用蘸釉的方法施釉。影青釉质量为上乘,胎骨洁白,坚实致密,釉面光亮柔润,有些则是同一器物而色调有别。实际上凡是美观的影青色,胎同都洁白,反之,都呈现灰调,成为灰胎。这与控制窑炉温度的技术有关,也是南宋时期碗坪仑窑上层与下层釉色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南宋时期碗坪仑的装烧工艺,基本沿袭旧制。从使用的窑具看,除了垫柱和涩圈仍然使用外,伞状窑具消失,而匣钵和支圈则得到较多的使用。这种“支圈覆烧法”装饰工艺的应用,在南方也是较早的窑址之一。这种工艺大概都是来源于北方的定窑,但由于支圈和匣钵都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屈斗宫窑使用数量有了增加,可质量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虽然如此,仍不失是向提高质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南宋时期碗坪仑窑瓷器装饰花纹,由于民间素面粗瓷的增多,盒类瓷器的少见,北宋时期繁盛的牡丹、莲花、菊花、卷草、鱼、鸟等图案已不见,常见的仅有划云纹、细条纹、直线纹、划莲瓣纹、水波纹、菊瓣纹、印仰覆莲瓣纹、云水纹、弦纹、蘸叶纹、云涡纹、划不规则和斜方格纹、篦纹筹十余种。除花纹之外,还发现不少用毛笔蘸釉在碗内写的字,行书体,呈褐釉色。有“藏”、“永年”、“浔”、“大”、“张”、“茂”、“林”、“正”、“得”;在盘内发现有“林”、“三”等,多数可能是工匠的姓或名字。这一时期与北宋时期相比,文字数量明显增多,用笔书写比较简便,较北宋时在印模上刻写,而又翻印在器物上成为反书,妨碍认读的文字相比,显然是一进步。这些文字与北宋时“张家造”等标记,似有相同的意义。

  这一时期装饰花纹的风格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花纹的装饰部位,多数装饰在碗盘的内面上,部分碗的外壁下半部饰有莲瓣纹,壶和军持是装饰在腹部和肩部,瓶则是以通体装饰为主。其装饰风格简疏草率,在图案设计上有的仍采用了北宋时的构图方法和题材,但是缺少北宋时代那种流畅活泼的神韵。图案化的仰覆莲瓣纹装饰花瓣匀称,排列整齐,似嫌呆板。此类纹饰的增多,应与佛教思想的影响有关。

  南宋时期的碗坪仑窑也是龙窑,仅存一座,首尾均遭破坏,亦无法知其全貌。中间一般残长12米,最高处2.6-2.8米,壁高约0.25-0.3米。窑床前低后高,呈10°的斜坡状。从碗坪仑窑址上层出土物的烧制情况看,上层出土器物中不乏精品,但仍是废品居多。有的因烧结变形而粘连,有的釉色透明而器变形,有的则是口沿烧裂,生烧的现象仍较普遍。这都与窑炉坡度过缓,影响了窑炉升温和热气体的正常流动,导致气氛和温度的波动,致使窑炉烧制质量下降。综上所举问题以及瓷器出现的不同色调和变化,都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

  以上情况表明南宋时期德化窑在脱离初烧阶段以后,瓷器的特征与风格发生不少的变化,但是由于窑炉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进。整体烧造水平还没能显著的提高。

  公元1279年,南宋亡。蒙古贵族迅速统一了中国,德化窑也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元德化窑的发展,可以屈斗宫窑为代表。产品造型主要是人们日生活用具,计有碗、盘、碟、壶、盅、高足杯、罐、瓶、洗、粉盒等。文房用有瓷砚,乐器有陶埙,模具有碗、盘、洗、盒、军持等,每类器形都不一律,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都以造型稳重而著称,其中以“墩子式”碗最典型。窑具有支圈,其数量最多,堆积如山,另外还有垫钵、匣钵、匣钵盖、托座、圆形垫具、三足垫钵等,也有一些生产工具伴随出土。制作方法,有轮制、模制和轮制模制相结合等。坯胎方面,一般火候高而质地好的,其胎质洁白,细致而坚硬。反之,则泛黄而较疏松,主要是未成器的半成品;有些火候极低,质地松散而易碎。装烧方法有支圈叠烧、对口叠烧、覆烧、匣钵单烧等。其中以覆烧芒口碗为最多。釉色方面屈斗宫窑较宋代碗坪仑窑已有很大的进步,标本主要是自釉或近于影青色的青白釉白釉显得细腻滋润,与后来明代的乳白釉非常接近,当与明乳白釉的发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青白釉一般呈水清色,釉厚处呈淡绿色,光泽度很强,洁净莹润,花纹从釉层中映衬出来,尤秀丽淡雅。但是,屈斗宫窑的产品仍然有较多或黄、或浅、或深等不同的色调,这类瓷器大多有冰裂纹,都是生烧或火候未达到适当温度而造成的废品。

  屈斗宫窑瓷器上的装饰花纹,数量之多,是自宋以来的另一高潮。题材以植物花卉为主,兼有鸟、鱼、蝴蝶和人物等。内容有莲瓣纹、卷草纹、直条纹、飞凤纹、蝴蝶纹、鱼纹、花卉纹、折枝花、牡丹、卷云、太阳纹、篱笆纹、葵花、团花、莲花、草花、梅花、乳顶纹、飞鸟、游鱼、婴戏、钱纹等。另外有些器物上还装饰吉祥文字,如“福”、“寿”、“般”、“卍”、“贤君”、“王”、“会”、“郑”、“一八五官”、“金玉”、“金玉满堂”、“寿山福海”、“长寿新船”;匣钵有“大宛床”,及反书“丁未年”等。装饰的部位较宋时复杂化,碗类重点装饰外壁,也有内外都有装饰的,壶罐为通体装饰,军持仍装饰腹部,瓶亦装饰在腹部。但纹饰趋于简化。高足杯和盅都装饰在外壁上,盒类重点在盖顶面,且注重边饰,多是云纹,内心有的是空白,有的写1-4个文字,多数是“卍”字,这与佛教思想影响有关。还有一部分装饰花卉或云纹图案,当是宋代传统的延续。匣钵底有的划有蒙古人物。成为断代的依据。其装饰方法多是模印,少有刻划。构图与布局,碗内花卉分为数簇,均匀分布,仍有南宋时的遗风。文字都是重视器外表的装饰,布局讲究丰满。花纹的风格一部分以线描的形式,追求写实,另一部分则强调图案化和夸张变形,充分表现了制瓷匠师们巧夺天工的技艺水平。

  屈斗宫窑的窑炉仍是依山坡而建的龙窑,当地俗称“蛇窑”。窑基北高南低,呈斜坡状,倾斜度为12-22°。南北水平高整14.4米。窑床长57.10、宽1.40-2.95米。该窑除顶已坍塌、中部破坏较严重外,其它各部位和结构基本保存完好,较碗坪仑窑不同的是该窑从头至尾,坡度一致,逐步升高,而没有忽陡忽缓的现象。从结构看,碗坪仑窑是不分间,屈斗宫则分间,其长度据研究,也要长于碗坪仑窑,屈斗宫窑实际就是曲龙窑向阶级窑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只是还没有阶级窑那样的高大。屈斗宫窑的改进,在烧制过程中比较容易控制气氛和温度,这应是屈斗宫窑质量提高,产品增多的主要因素。但是从出土物观察,该窑的产品仍有一定数量或灰、或黄、或深、或浅的色调,生烧或火候未能到适当温度而造成的次品,暴露出屈斗宫窑的烧造技术存在的一些问题,尽管如此,元德化窑是在总结宋代烧造经验,不断改进技术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起来的。德化窑烧造水平的提高,为明代中叶达到顶峰进入昌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巩固政权,采取了发展经济的措施,制定了“居安思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使明朝经济迅速恢复,手工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这一形势下,永乐(1403-1425年)、宣德(1426-1435年)年间制瓷业达到了高峰。德化窑自宋元以来的不断发展,到了嘉靖、万历年问也达到了昌盛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
  明德化窑址,据调查分布在浔中、三班、葛坑、上涌一带,有18处之多。但都缺乏发掘资料,有关讨论都是依据田野调查采集品、传世品和世界各地发现的外销瓷。生活用瓷,造型有碗、盘、高足杯、洗、瓶、碟、炉等。艺术瓷造型有双耳兽足贴花篮形炉、双兽耳炉、天官象足六角炉、双耳印花夔龙雷纹鼎、童子捧葫芦形水注、鹅形水注、圆形小水丞、印花楞纹小瓶、直方耳六角杯、荔枝小把杯、凤头小羹匙、素身一纹瓶、划花缠枝花卉纹觚、荷叶盖钮把壶、蜻虎钮印章、雕狮瓷印章、达摩渡江案屏、梅花螃蟹洗、童子骑象水注、印花仰覆莲瓣三层罐、印花八宝级小爵杯、印花仿铜匝、龙虎爵形杯、瓷狮子、瓷塑佛立像、观音像、达摩像、寿星像、罗汉像等。装饰花纹有牡丹、折枝牡丹、缠枝花卉、草花、云纹、梅花、荷叶、莲花、弦纹、窃曲纹、楞形纹、吉祥纹等。由于外销的需要,有些器物上还写有阿拉伯文。以上的造型和纹饰表明,到了明代,德化窑已不是单烧生活用瓷的窑口,产品注重艺术造型和仿古器皿的供器,以适应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崇尚与爱好,另外有些产品则是为了向各国外销,这一变化是宋元时代所没有过的。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所指是符合生活用器减少而工艺瓷增加的实际情况。德化窑瓷器的装饰方法,有模印、刻划、书写、贴花、透雕、堆贴数种。瓷雕的特点,能够生动的表现各种人物的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并能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极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静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极尽其能事;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都以优异的瓷质去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陶瓷的质地美,摒弃彩饰的华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韵。有些瓷雕还留下了“何朝宗”、“林朝景”、“张寿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凡有他名字印记的瓷像无不价值连城,为各国所珍藏。

  明德化白瓷之独特,不仅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其它地区的白瓷,而且也不同于对其有直接影响的景德镇白瓷。其瓷胎致密,透光度极好,为唐宋以来各窑所不及。这种白瓷烧制成功,除了能恰到好处地掌握火焰气氛外,与瓷土原料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宋北方的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再加之对原料处理的极为精细,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釉质方面,北方唐宋白瓷釉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的白瓷白中略微泛青,与德化窑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的纯白釉有明显的差别。德化窑白瓷相对白度在85—100%。这与原料中钛和铁含量低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瓷石原料与白瓷胎、釉中铁的含量均低于O.7%,而钛的含量则在0.4%以下,钾的含量特别高。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钛、铝含量比较高,胎中的铁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铁、钛、铝的含量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

  以上对比表明,德化窑白瓷的特征主要取决于当地瓷石原料。在烧成温度和气氛的掌握与窑炉技术改进相关联,宋代德化窑烧还原焰。元代兼烧氧化焰,明代主要烧氧化焰,各时期烧成技术的变化正是窑的构造和技术掌握的过程,也是烧成技术提高的表现。

  清代德化窑白瓷的生产,已经改变了明代白瓷雕仙佛和供器为主的局面,而以生产日用器物为主。产品质量与明代相比,已不像明代那样在釉中微微闪红,而成“猪油白”色,清代的色泽是釉层略微泛青,与明代相比缺少温润的感觉,尤其是清代青花及“德化五彩”的生产,德化窑白瓷进入了衰落时期。

  综上所述,德化窑起源于北宋时期,它的兴起不仅是靠当地地理条件,多山区和丘陵,盛产瓷土、松柴等特殊的制瓷原料和燃料,而且直接受到景德镇和北方瓷窑的影响,同时在瓷器外销的刺激下应运兴起。碗坪仑窑的上下层给我们提供了德化窑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实物例证。屈斗宫窑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在宋元之际,德化窑在质量和数量以及装饰、窑具、窑炉烧成技术上都有较大的提高与改进,它承上启下,为明代德化窑进入昌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代中叶终于使德化窑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具有独特风格的白瓷品种,并大量的销往亚洲各地以及遥远的美洲,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荣誉,也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地友好往来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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